倘若将巴黎比作一位贵妇，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半个月里，以比经典英剧还要跌宕的脱欧和“二次公投”大戏吸引了全球眼球的伦敦，在世人面前是一副怎样的面孔？
《伦敦传》中，英国当代最著名传记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以伦敦的79个城市断面，831副市民面孔，把伦敦2055年的历史一具居复杂多变的人体。
他是伸展两臂做解放状年轻男子，开疆拓土，成就至今令人回想的“日不落帝国”；也像怪兽一样臃肿而丑陋，早在19世纪就因人口众多而拥挤不堪、还被煤烟熏得乌黑，“杀生多于繁衍，循环一切喷吞一切最后为一切买单，自有其生命和成长法则”。他也是古老而时尚的绅士，在城市规划上为世界垂范。
“你们走在伦敦的街道上，脚步要放轻，因为你们是走在伦敦的皮肤上。”阿克罗伊德提醒读者诸君。把伦敦关看成人体的隐喻绝非他首创，工业革命以来伦敦率先踏入现代化，类似传闻一直在秘密流传。据说，曾经有外科医生走过街道，看到消防车水龙头喷出的水，就想起切开动脉涌出的血。
阿克罗伊德出生在伦敦东区阿克顿，在伦敦已经生活了67年。他写完厚达600多页的《伦敦传》后，因心肌梗塞送到医院，昏迷五天不醒，元气大伤。由此告诫：当心，伦敦是一个会杀人的城市。
阿克罗伊德非常喜欢新旧建筑的叠加的伦敦，认为造就了独特的城市光影：泰晤士河上的浮尸、17世纪传说中可以治病的绞刑犯尸体，大雨和煤气灯中出现的连环杀手，以及由此激发了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灵感的福尔摩斯侦探剧。旅行攻略上，重现中世纪监狱阴森恐怖的景点之一伦敦地牢，也经常被人提及。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王伟强非常认同阿克罗伊德把伦敦视为人体的比喻。他说，城市的生长是有机的，新建筑和旧建筑可以和谐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城市像身体一样自然地生长，不会老去的。伦敦无疑是一个最经典的个案。
自然生长的城市
如果乘坐一个热气球飞越伦敦城上空，会观察到教堂和医院，银行和监狱、码头、救济所，“庞大的砖砌建筑群模糊成一个巨大的黑团”。
从公元前54年凯撒出征不列颠开始，伦敦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中，1666年9月2日凌晨，普丁巷一个面包铺窜出的火焰烧死了数量庞大的老鼠，彻底切断了1665年以来多次引发大量人口死亡的瘟疫源头。
这场持续三天三夜的大火在烧毁全城六分之一的建筑的同时，也意外拉开中世纪与近代史分野的帷幕，成为伦敦城市发展的关键点。伦敦随后在废墟中浴火重生，如今以商业和富人区闻名遐迩的伦敦西区，还有体力劳动者和外来移民居多的东区，就是在大火重建之后慢慢形成。
《伦敦传》中还披露，伦敦大火之后，在国王查理二世的构想下，伦敦想借机把整个城市规划起来。建筑师雷恩爵士想按照当时欧洲的城市设计，倡议建设一系列相交汇的林荫大道；另外还有建筑师设计了一个类似大棋盘的新城。
可是就像英国流传那句谚语，“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非常看重个人财产权的伦敦人坚持认为，城市的地基属于自己，这导致很多灾后重建计划都没有办法实行，“城市依循其古老的地志轮廓重申旧地”。这让很多初到伦敦的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杂乱”。
旅英作家恺蒂在伦敦生活了10年。她说，与巴黎、罗马、北京这样有明显规划色彩的大城市相比，伦敦是新旧建筑交织在一起。以世界上金融机构最密集的西区金融城金融街为例，楼群密布，街道狭窄，既有创建于1694年的英国央行，也有1986年建成的、充满科幻色彩的劳埃德保险公司大厦，就像印着英女王头像的金币双面一样同时存在。
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电影《诺丁山》，取景地就是位于位于伦敦西区的诺丁山旧货市场，如今是世界上最有名也是最大的古董露天市场之一。
2009年，《伦敦文化启示录》作者、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李冈原作为研修员，在格林尼治大学边的公寓附近住了半年。
当时她住在泰晤士河边，每天看着潮起潮落，海鸥翻飞，运气好时会遇到万吨船只通过伦敦塔桥，就看到古老的桥身慢慢分开、折起、落下，直到恢复车辆通行。回忆起7年前的伦敦生活，李冈原记忆深刻，“非常震撼、非常美。”
“如果把伦敦和巴黎中心城区的天际线对比，伦敦是高低不齐的，这是伦敦最大的特色。巴黎是典型受奥斯曼强权控制和改造之下精致的古典之美。”
王伟强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说，完成于1940年代、被誉为是现代城市规划经典之作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中就提出了城市的生长是有机的这一观点，认为新建筑和旧建筑可以和谐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城市不会老去。
知识精英积极参与
“伦敦是一座伟大的城市。”王伟强说，作为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城市，伦敦很多规划和发展，对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探索性意义。
工业革命以后，伦敦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渐向工业社会发展，引发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布局混乱等当今还令很多国家头痛不已的“城市病”。并在19世纪30年代年再次发生大规模瘟疫。
由此敦促伦敦重视《雾都孤儿》小说中所呈现的糟糕的城市卫生状况，随后制定了《公共卫生法案》，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的法规，对包括住房、建筑的间隔间距、道路、饮水安全、基础设施等一系列问题都做了规定。“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法案，实际也是受伦敦这个法案的影响。”王伟强说。
伦敦城市发展的另一关键时期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大英帝国实力快速上升，人口再次爆炸性增长，重新进行城市规划迫在眉睫。
1898年，英国城市学家、被誉为“花园城市之父”的埃比尼泽·霍华德写出经典作品《明日的田园城市》，提出通过建设卫星城来寻找乡村式的生活，建立对城市的反磁力效应。
王伟强说，霍华德的理论对随后城市发展影响非常深远，过去谈城市就像奥斯曼时代：轴线、放射、英雄主义、漂亮。从那以后就把城市从美学的关注转向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一个城市究竟要多大规模才合适？
100多年以后，北京、上海等同样有类似情况的特大型城市，开始在周边积极发展卫星城市，从而疏导城市人口规模，就是从伦敦城市发展中得到的启示。
不过，李冈原则提醒，和中国一样，英国在城市化历程中一度也陷入“要环境还是要发展”的困境。中世纪近代之交，各地热衷拆教堂，造成文物古迹损毁，伊丽莎白女王采取过铁腕治理政策，但成效寥寥。直至18世纪末，英国对宗教及历史文物损坏的事件仍屡见不鲜。
在这个过程中，有良知的知识精英率先站出来阻止，并发起由民间文物古迹保护组织，促使英国民众养成保护文物的公共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最终在全社会共同推动之下，政府与议会不断加强文物古迹保护的立法。
除了立法外，20世纪初的英国还设立了历史文物管理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整理记录各类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建筑物的档案。被列入保护名录的著名建筑数量庞大，到1990年达40余万栋。
市井生活与好奇心
除了保护有加，伦敦人对这些“藏污纳垢”古旧建筑的重新利用，也显出其幽默以及超前的文化创意。
以狄更斯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有700多年历史的新门监狱为例，历史上曾经有囚犯前后六次越狱成功，在18、19世纪，它成为藐视权威、以自身的勇敢和技艺逃避压迫者的人们的榜样或象征，比伦敦其它任何建筑更能激发创作诗歌、戏剧、小说的兴趣，如今在其旧址之内设有戏剧场景，阿克罗伊德感叹，“印证了这个城市两大形象：世界是一座舞台，以及世界是一座监狱。”
“这就是伦敦精神。”恺蒂说，不断吸引移民、新钱进来，还有新的罪犯，伦敦就是一个不停往前发展，不停更新的城市。所以才可以在经历过这么多瘟疫、大火、二战大轰炸之后没有垮下来。
王伟强主持过上海外滩、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设计，参与了北京中轴线城市设计咨询。他认为，伦敦在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中，最值得中国借鉴的就算是对城市历史面貌的整体保护。
社交网站上，有人曾把当今伦敦和七八十年前的伦敦街拍拼接起来，发现在一些街头，两者竟呈现出“严丝合缝的美”，只不过敞篷马车换成小汽车。而遗憾的是在中国，很多城市建筑都难逃“夭折”的命运。
“比方说80年代上海的华亭路，是不是蛮有意思的？牛仔裤熙熙攘攘一条街；襄阳路，虽然它有假货，但是不能在倒水的时候把孩子也倒掉。还有沪江路、东台路的古玩一条街……其实这些空间特色的文化和特色的空间形成，需要十年、二十年，但是当我们去破坏它们的时候，一个晚上就可以没了。”
在王伟强看来，城市一味“绅士化”后，实际上是索然无味的。高楼大厦只能代表全球化的程度，而城市真正魅力在于市井和草根，他们的直根这片土地的厚度，决定了城市文化的深度。
在伦敦生活时，伦敦人对城市灰色地带故事的迷恋尤其让李冈原印象深刻。有的书店里，整整三大个书架上全是侦探推理小说。她认为这是伦敦人在充满活力的市井生活中发展起来的强烈好奇心，“所以英国才是发明大国，文化创意产业也全球闻名。”
